涉犯罪的单方欺诈合同能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_为人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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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犯罪的单方欺诈合同能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

一、案件基本事实

存款人潘某某经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邱某某介绍,于2011年3月28日到泗县农商行办理了5000万元的个人定期存款。存单到期后,泗县农商行未予兑付存单本金及利息。潘某某起诉请求判令泗县农商行支付存款本金5000万元及存单约定的利息,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等。

安徽高院一审查明,检察机关就被告人邱某某、高某某提起公诉,《起诉书》载明高某某在潘某某存款后,立即将案涉定期存单密码挂失,并将重置的密码和潘某某身份证复印件交给邱某某。同年3月31日,邱某某将伪造的存单、身份证复印件、密码交给夏某某,指使其到营业部通过高某某将5000万元存款提前支取。同年4月,邱某某通过中间人汇款给潘某某共800万元。

安徽高院一审认定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关于800万元应否从5000万元存款本金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应以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先行判决泗县农商行支付潘某某4200万元存款本金,并对除存款本金4200万元以外的其他纠纷裁定中止诉讼。泗县农商行提起上诉后,最高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随后,安徽高院刑事裁定书认定“至案发,潘某某5000万元本金未归还,得到利息800万元”。安徽高院恢复本案审理后,作出本案第二份判决,判令泗县农商行向潘某某支付4200万元的存款利息,赔偿潘某某资金占用损失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驳回了潘某某要求支付剩余800万元本金的诉讼请求。

二、泗县农商行的上诉理由[特别说明,本案中原告潘某某亦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泗县农商行向其支付存款本金800万和利息,及赔偿相关损失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潘某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无关,故在此不再赘述。]及四巡观点

泗县农商行就第二份判决向四巡上诉主张:本案先行判决作出后,在后的刑事判决认定潘某某在储蓄存款活动中收取高息,案涉存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应依据刑事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不应按照有效合同认定双方权利义务,且潘某某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故泗县农商行不应向潘某某支付利息及赔偿损失。

案涉储蓄存款合同是否有效,系泗县农商行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基础。四巡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最高法院就本案作出先行判决时,认定本案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而且先行判决已经考虑了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第二,潘某某在银行的存款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表明潘某某知晓或参与了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潘某某与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订立合同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第三,潘某某受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的欺诈将款项存入泗县农商行,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案涉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但潘某某并未要求撤销,因此该合同对双方仍有拘束力。泗县农商行于存款到期后未能按约向潘某某兑付,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违约行为给潘某某造成的合理损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案涉核心问题的相关探讨

本案中,合同效力不仅涉及合同义务应否履行,同时也涉及未履行合同一方应如何承担责任,即违约责任抑或由于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和赔偿责任。故本案聚焦问题在合同一方或其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犯罪,合同另一方不知晓也未参与犯罪,双方签订的民事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在此前的审判实践中,对此类情形下的涉犯罪单方欺诈合同,通常以下述理由认定合同无效:(1)为避免刑事、民事判决矛盾冲突,原则上对于涉犯罪的合同均认定合同无效;(2)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合同因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明确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等合同效力评价标准,故以上第(1)、(2)理由中裁判思路显然已非主流观点。

然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裁判方式仍偶有发生,且实践中对其构成要件存在单方虚伪行为与双方虚伪合意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审判实践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理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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